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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总理李大大9月23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，首要议题是听取第二批核查问责不作为情况的汇报，厉督真抓实干促发展。会议认为，加大督查力度，坚决整肃懒政怠政等不作为行为，推动争相干事、有作为，是狠抓政策落实促发展的重要举措。当前，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。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为7％，进入第三季度后，宏观经济中的多项重要指标仍然下滑。一方面，除在通胀带动下名义消费弱势回升外，PMI、工业增加值、固定资产投资、进出口等实体经济指标较二季度还在放缓，显示实体经济运行继续承压；另一方面，由于股票市场自6月中旬以来已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，金融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上半年大幅减弱。这使得当前中国经济在稳增长方面的压力增大。市场普遍预期三季度GDP增长达到7％的概率较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，既有可能是客观上的无法作为，经济形势不景气导致有力难施，因为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下，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困难，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。也有可能是主观上的不作为，也就是庸政、懒政、怠政与不为。从经济上看，懒政等不作为行为对中国经济有一种缓慢的杀伤力，对于本来就内需不足的中国经济可谓雪上加霜。当前，在经济下行和持续反腐的背景下，国内官员和国有企业的“懒政”现象日渐增多。一位投行界人士最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：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，近月在办公室装了一架带有电视的跑步机，每天上下午各跑两个小时，据称已经看了七十多部电影。这家公司除了部委指定的项目外，近月没有主动参加过一次投标。公司自己的招标项目，也没有其他公司来投标，民企不敢参与，国企懒得参与。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，“懒政”和 “不作为”像传染病一样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中蔓延，而且中央不少部委也出现了同样的怠政倾向。“少做少错”、“不做不错”成为当前不少官员的真实想法，很多地方的发展因此而慢了下来。一些企业家表示，现在土地供了，资金批了，项目却推不下去。表面上看，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，深层次看，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、懒政、怠政现象的抬头，甚至蔓延。在这种畸形的 “政商关系”下，官员和企业家之间隔着无形的“玻璃门”，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。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基层调研中可以得到验证。国家发改委投资司研究员罗松山在此前的一次调研中发现，一些地方原本正在进行或者准备上马的重大投资项目，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落马而被停了下来。原本活跃的资本方，也由于当地政治生态的变化而遁匿了。一些地方政府部门，甚至由于官场环境和人事的变化，而不敢作为。他们担心在他们无法明确预期的不确定时期，做什么都容易出问题，索性干脆不做。换言之，懒政与不为已经成为制约财政与投资政策效果的消极因素，在地方形成了实质上的财政政策紧缩。可以这样说，懒政等不作为行为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央稳增长措施出台的效果。由此可见，现在治理懒政等不作为行为显得尤为重要。在经济新常态下，如果中国的官员体系和国企体系不行动起来，很多事情将无法推进。关键之处在于，懒政等不作为行为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。据了解，“反腐败”、“反四风”导致“懒政”现象抬头的说法引起了席大大主席的关注，席大大曾对此表示：“所谓‘为官不易’、‘为官不为’问题引起社会关注，要深入分析，搞好正面引导，加强责任追究。” 李大大总理也表示：“有‘勤’无‘廉’，政失之于公，有‘廉’无‘勤’，政失之于慵。‘廉’和‘勤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做不到‘廉’是腐败，做不到‘勤’也是变相腐败。”他指出，“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，不作为的‘懒政’也是腐败！”他说，“对那些混日子、不作为、得过且过的行为，要严厉问责。”李大大强调，“我们要锲而不舍、狠抓落实，坚决克服不作为的懒政、庸政！” 目前来看，当反腐败大局确定之后，下一步中央将会腾出手来整治“懒政”现象。实际上，这种行动已经拉开了序幕。从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的信息来看，在前期第一批已有7个省对59名干部问责的基础上，针对资金沉淀、项目拖期、土地闲置、棚改迟缓等不作为问题，截至今年8月底，分别收回中央和地方存量资金109亿和2966亿元，处置闲置土地31．25万亩，近期还有20多个省（区、市）将依法依规对包括厅局级在内的200多名干部问责处理。会议要求，年底前，对各省（区、市）尚未处置完毕的闲置土地，按面积收回或扣减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。要制定督查办法，推动各部门、各地方主动自查、层层督查，并接受人民监督。要把干部能上能下机制与督查结果衔接，用问责利器祛除不作为的 “病症”，让不作为的“太平官”混不下去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把落实政策措施作为“军令状”和铁的纪律，主动破解改革和发展难题，确保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。客观而言，反腐败会抑制官员们做事的冲动和愿望，懒政在许多地方已经不是个别问题，而是普遍事实。当市场力量还不够强大时，官员懒政对短期经济必然存在影响。要扭转机制问题、改变逐渐形成的“多做多错”的观念，应该在这些方面发力：一是从整个制度体系的改革来做起，特别是要加强政府管理的顶层设计，使各个地方政府之间能够在动作协调方面、在制度出台的配套方面能够采取一致的措施；二是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，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，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，从制度上预防不干事，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；三是真正引入社会各界的参与，对政府行政形成监督，从国务院多次邀请第三方机构“督政”来看，这种做法已经上了轨道，正在规范化、常态化。总之一句话，只有形成正向与负向的激励，才可避免懒政、人浮于事。当然，长期来看，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是市场化环境，这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可贵的是，在中国经济遭遇现实压力之时，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。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，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。我们将以敢于啃硬骨头、敢于涉险滩的决心，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，坚定不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。这透露出，中央推动改革的方向、决心、信心不变，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就在于，只要不断坚持改革、向改革要红利，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就能使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。（记者周子勋）